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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当儒家认识到自身的问题，法家又不得不在儒家独尊天下的大势当中委曲求全，两者相互接触，瞬间便勾搭在一起……
从汉武帝时候开始便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，但实际上，中国制度与思想的最顶层都一直是外儒内法。
我们知道法家的老祖宗是韩非与李斯，但其实他俩都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弟子，他们虽然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学遗志，却另辟蹊径将儒学里的另一面发扬光大，儒法之别，一墙之隔，存乎一心，性善即儒，性恶即法。
李斯与韩非在思想上不信任儒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就是人的本质不是性善，而是恶的，统治者如果只依照道德主义，鼓吹善良品质，最终只会身死国灭，沦为笑话。
所以中国的治国之道，从来都是外儒内法，儒法相济，儒家重在人治，而法家落于法治，这两者不可偏废，相辅相成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。
而且儒家的徒子徒孙并不是迂腐书生，只会瞪着眼睛摇头晃脑死读书，他们中的聪明人，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，儒家最讲仁政，但孟子曾说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
个人修身可以讲仁，但是一旦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上，就必须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了。
董仲舒独尊儒术，却依然用的是法家的思想，在仁义与权变的幌子下不择手段。历代统治中国之人，其实都心知肚明，百代都行秦政制，两千年的历史烟雾·弹早已被世人看穿。
汉人认为秦朝亡于秦法太苛，所以汉初的时候就吸取前朝的教训，用与法家对立的道家理论治国。
道家强调“无为而治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，或者说让市场自己调节，政府少干预。
但是到汉武帝的时候，汉武帝决定对付匈奴，却深深地感受到没有足够的执行力。
汉武帝想采用法家，却阻力很大，于是董仲舒出来了，尊孔的阻力很小，他同时吸收了法家、道家和阴阳家等各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，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家，而且是儒法并用的新儒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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